法定义务抑或约定义务也与形式选择自由学说相关，行政法学理论上常借此来描述行政给付中的公、私法形式选择自由，选择私法形式即转入以协议为基础的给付义务，会引发脱离公法规制等问题，尤其会对依法行政原理带来新挑战，需要采取一定的有效应对措施，确保政府对行政契约权的行使受依法行政理念支配。
公开审理是案件审理接受社会监督的过程，也是提升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及增进社会了解、熟悉复议工作的过程，有助于让更多行政争议进入复议渠道予以解决。在这些典型案例中，体现出复议机关在协调多层级、多部门行政机关，调动行政资源，实现一揽子化解争议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行政争议是指行政管理活动中，在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除专家学者外，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还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不过《修订草案》没有明确相关政府部门的范围。具体包括增加规定以下内容：其一，咨询结束后，明确规定行政复议委员会应当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复议决定内容等形成咨询意见，不能仅简单列举和提供各位委员的意见。对不作为类案件，与人民法院相较，复议机关具备更为充分的作出实体性决定的条件，应当在履行决定中明确需要被申请人履职的具体内容。第四，重新定位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属性，细化具体制度规定。
《修订草案》对复议案件的审理程序主要作出如下修改：第一，增加规定行政复议证据制度，明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始于2008年的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和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的初衷之一是在集中行政复议权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外部力量，补强行政复议中立性天然欠缺之不足，这两项机制如何入法，是行政复议法修订中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二种, , , , , , 是决定，如行政给付决定，如杜三友案中的政策性决定。
如，在田武诉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不履行发放退耕还林补助金职责再审案中，再审法院认定发放退耕还林补助金的主管机关是林业部门，原审法院裁判认定被申请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如，精准扶贫等可以在本质上归为道义驱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带有救助型行政给付义务的属性。2.公权力机关和其他私主体的法律关系是什么？行政法学上常以委托或授权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我国传统文化受道义影响较深，即使从国家层面来看，很多给付项目带有道义和法定相融合的色彩。
至于基于约定的水平层面上的行政给付义务，自然可根据协议约定来确定给付请求权，进而问题可被分解为：1.给付请求权依何确立？对此，法院在杜三友等804人诉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政府不履行给付待遇案中曾明确论述到：这种给付请求权既有可能来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来自行政决定或者行政协议的约定，也有可能来自行政机关作出的各种形式的承诺。[64]与给付行政相关联的给付义务主要是第2项，即基于特定利益需求满足的给付。
如救助型给付主要表现为一种受益行政，但停发、减发、终止发放等情形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侵扰。垂直和水平样态的行政给付义务，可借助法律关系理论予以整合。五、结语行政给付义务的履行总受限于财政因素，任何国家完全交由政府来履行行政给付义务总归不大现实。是否发放、发放金额多少等问题的处理，都带有复杂政策考量因素。
[5]总体上，关于行政给付义务的学术期刊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06年之前，且缺乏体系性研究。仅当从任何角度看，给付请求权都显然而明确的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时，才可以否定其诉权。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治理模式，这些鳏寡孤独人员需要被安置，由此在《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交由政府与村委会或者五保供养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来具体落实。（二）水平关系：基于协议约定的行政给付义务随着契约制度的实施，社会福利法制领域的各种法律开始向基于个人自由意思决定的契约制度转变。
是否可以移交给私主体，其背后关乎给付项目的公共属性可否得以确保。由此，有必要在立法和司法上建构行政合同或双阶法律关系来加以保障。
为对应这种类型化研究的要求，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只是具有典型样态的案例。[32]《退耕还林条例》第7条规定，国家对退耕还林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制。
此外，上述几种基于法定职责的给付义务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影响也有细微差异。道义类的给付义务，一定意义上很难在司法裁判中得到观察，但鉴于其在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早期的行政给付展开主要以道义义务为主，包括慈善、救济等，伴随着国家对救济等活动的有序推进，行政给付义务才日渐法定化，从类型化角度看，道义类行政给付义务仍符合类型抽取的特征，即多次重复出现的且具有大致相同的外部特征。由此，我们需要去确定哪些给付义务必须由行政来承担，即行政给付义务的底线为何。[31]参见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7行终65号行政裁定书。行政法学上将行政给付更多地视为一种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相对应的行政行为，或是与秩序行政相对应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一般性原理进行探讨。[51]从民间慈善活动到国家设立孤老院、慈幼局、婴儿局、福田院等福利机构[52]，即便我们不承认直接的给付请求权，也会存在基于道义的行政给付义务。
[28]参见杨解君、裘坚建：《行政补贴特性探讨》，载《法治论丛》2005年第5期，第64页。[63]参见程明修：《行政行为形式选择自由——以公私协力行为为例》，载《月旦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第54页。
作为一种事实认定，法律拘束原则上以资格为核心内容，包括准入和退出两部分，是一种羁束行政行为，需严格受法律所规定的条件限制。[8]参见[德]Eberhard Schmidt-Ass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0-13页。
第一种是法定的给付请求权，如来源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即对于给付待遇资格的各种审查，这种资格一般会在《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立法中加以明确。[71]参见[美]唐·沃特金斯、亚龙·布鲁克：《平等不公正——美国被误导的收入不平等斗争》，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页。
具体来看，救助类给付法律关系以公法关系为核心，涉及行政确认行为。对价性社会保险待遇类给付则基于缴费主体的不同（即单位、个人与国家），由此对应不同的责任分担。[33]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黔行申209号行政裁定书。[33]马翠萍诉吉林市城区客运管理办公室请求支付行政补助款再审案亦涉及对再审申请人是否符合成品油价格补助条件的审查，法院认为其作为个体客运经营者，已不符合获得补助的法定条件。
（三）以法律关系理论整合垂直、水平行政给付义务在行政给付义务履行过程中，行政行为已不再是核心概念，它被大量协议方式所替代。而发展到以协议形式展开的行政给付义务，鉴于其中的契约活动常涉及公平、均等等权益实现，需要对公法原理的相关适用加以探讨。
这意味着诸如医保协议在内的此类多主体协议属性或仍待后续相关立法进一步明确。[48]涉及给付义务的正义主要指分配正义。
[50]参见朱学磊：《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及其批评者——兼论分配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1期，第24页。尽管对于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究竟是依靠宪法修改抑或解释来提升其价值内涵有所争议，但对其本质上可基本等同于人的尊严并无观点分歧。
这也使得道义基础的行政给付义务是我国国家性质所导致的自然结果，如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正是建立在消除贫困基础之上的，也是以道义为基础的行政给付义务存在的基础和现实诱因。[18]又如，在邹某某诉重庆市南岸区民政局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行政决定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民政部门不能提交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表和低保金调整审批表等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且邹某某是否持有工商营业执照亦非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法定情形，因此，民政局决定停发邹某某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还有一种补偿型给付，即抚恤金给付，其与国家对军人的特殊扶助政策相关。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梳理，可将行政给付义务分为法定职责、协议和道义三种类型，并以此为基础架构相应的内在与外在法律拘束框架。
例如，人死后，其近亲属是否有权请求政府履行基本的殡葬给付义务，即提供必要的殡葬服务，使死人能够安得其所。其次，还应关注公平、均等等权益实现的判断标准。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我们素来强调和关照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对社会关系的假设始终是利益一致的，为实现共同目的则更为强调国家对公民生活的全面关照。[41]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3889号行政裁定书。
当然，基本生活的实质内容仍依赖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就是说，给付义务履行能力会随着财政能力而改变，预算会形成给付范围的地方差异，进而并非所有给付都会成为法定职责并具备预算法上的支持，此时便是道义基础上的给付义务来发挥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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